这是一首咏史诗，诗人通过精心的选材和独创性的构思，只用了寥寥二十八字，就在惊人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隋炀帝的荒淫害民的反动本质。 第一句深刻地描绘了隋炀帝从荒淫无度到智昏意乱，最终无视常理的境地。他在倾注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开凿大运河之后，竟屡次“乘兴南游”，其中“不戒严”三字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隋炀帝沉迷于享乐，无所顾忌，得意忘形的心态。 第二句继续描绘了隋炀帝的昏庸与残暴。他因过度奢侈淫逸而变得昏庸残暴，而这种昏庸残暴的行为又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奢侈淫逸——这两者互为因果，恶性循环。句中的“九重”，指的是皇帝的居所；而“谁省”，即是问谁能醒悟。这里的“谁”，实际上指的就是隋炀帝。当时，他手下的官员如崔民象等人，目睹各地百姓困苦、动荡不安的情况，曾上表劝谏隋炀帝节制奢侈，崇尚节俭，然而却遭到了杀身之祸。这句话看似反问，实则陈述；“谁省”二字，充满了力量，揭示了隋炀帝对下属的劝谏置若罔闻的态度。诗句从这一独特的视角，概括了隋炀帝无视天下之大不韪，完全不顾民心向背，一意孤行、昏暴腐朽的行径。 最后两句，描绘了隋炀帝南巡时，不惜倾国之力，竟将珍贵的宫锦用作马鞍垫和船帆的壮观景象。宫锦，乃按皇宫之规格精心织造的锦缎；障泥，即马鞍垫，用以护马背并防止泥土溅污，因此得名。这两句诗巧妙结合铺陈、夸张与讽刺的手法，将意境推向深远：只见春风如剪刀般锋利，将全国的宫锦裁剪为南巡的马鞍垫和船帆，民脂民膏竟被如此奢靡、糟蹋；而天下苍生，无论是水路（运河沿岸）还是陆路，都受到隋炀帝南巡队伍的侵扰，几乎无法忍受。那潜在的亡国之危，那汹涌的覆舟之水，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。 杨广执政长达十四年，其间的大部分时光皆沉浸于荒淫逸乐之中。诗人对隋炀帝挥霍全国的人力物力，只为满足个人享乐之举进行了严厉的抨击。他竟倾尽天下之力，只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，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灭和自身的灭亡。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令李商隐愤怒难平，于是他挥毫泼墨，对隋炀帝进行了声讨。实际上，诗人深深忧虑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，这首诗的意义更在于借古讽今，警示世人。此外，此诗在运用典型材料方面尤为出色，做到了以点带面。诗人以南游江都为切入点，便足以概括隋炀帝其他荒淫无度的行为，显示出了选材的匠心独运。在三次南游江都的描绘中，诗人又巧妙地抓住了几个典型事例，稍作点化，便收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艺术效果。据史料记载，隋炀帝南游时，整个船队动用了八万余名挽士，他们都身着锦丝袍。而卫兵所乘的船只也有数千艘之多，船只首尾相接，绵延二百余里，骑兵则沿岸护行。船队所到之处，无不提供水陆两路的珍奇美食。如此挥霍无度，恐怕令众多诗人无从下笔。然而李商隐独具慧眼，他只在“宫锦”二字上大作文章，用“障泥”泛指陆行，用“帆”泛指水行。这样，他便能以小见大，以个别事例揭示出普遍现象。 这首咏史诗，描写了炀帝出游的情景，批评了炀帝的荒淫、奢侈，全诗层层深入，以小见大，寓意深刻。它在宛转中显出严正气象，深刻揭示了隋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。借古讽今，是令晚唐君王寝食不安的，诗人另有一首也题作《隋宫》的七言律诗，诗中也写到隋炀帝的南游——隋炀帝的帝位被李唐取代，方才终止他的龙舟的漫游，与这首七绝一样，写得极为灵动而含蓄，极富讽刺意味。▲